站在古巴圣地亚哥城市的心脏塞斯佩德斯广场上，南面是米黄色的圣母大教堂，拿着金色喇叭的传报天使雕像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北面则是蓝白相间的市政大楼，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日，就是在这栋楼的二层，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告了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

戎马倥偬，岁月峥嵘，一代英豪已经逝去。２５号午夜，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宣布，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９０岁。

首都哈瓦那民众２９日晚举行集会，向菲德尔·卡斯特罗作最后的告别。随后，他的骨灰将沿着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胜利时的路线一路东行回到圣地亚哥——他革命开始的地方。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６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约１６０名革命者开始攻打圣地亚哥东北部的蒙卡达兵营，这是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开始的标志。蒙卡达兵营是当时全国第二大军事要塞，有上千名官兵驻守，巨大的实力悬殊让这第一次起义以失败告终。

正是在这次起义之后，被捕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受审时发表了著名的格言：宣判我吧，没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１９５５年，基于群众压力，巴蒂斯塔政府释放了古巴的政治犯，包括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之后，卡斯特罗兄弟与革命战士流亡到了墨西哥，准备再次发动革命推翻巴蒂斯塔政权。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轮船载着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８２名革命人士从墨西哥出发，航行７天后，在圣地亚哥西北部的马埃斯特腊山附近登陆。由于遭到政府军的伏击，大部分战士阵亡，幸存的少数成员躲进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经过两年的斗争，１９５８年底，由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的两支革命军队一路向西，朝着哈瓦那进发。势如破竹的革命军让巴蒂斯塔政府陷入了恐慌，巴蒂斯塔本人更是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一大早，就坐飞机逃离了古巴。

得知这一消息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时间走出山区根据地，来到山区外的第一座城市圣地亚哥，与圣地亚哥方面协谈革命军入城事宜。

次日，圣地亚哥和平开城，革命军接管了这座城市。同一时间，两支革命队伍也顺利抵达首都哈瓦那。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登上了圣地亚哥市政大楼，向聚集在广场的古巴民众宣布，古巴革命胜利了！

游击战争期间，圣地亚哥居民为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于是这座城市获得了“英雄之城”的称号。

建于１５１４年的圣地亚哥位于古巴东南部，北靠马埃斯特腊山，东邻关塔那摩，南面则是加勒比海，是古巴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这座“英雄之城”北部，坐落着著名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在这里有两位古巴的革命英雄长眠于此。

一位是１９世纪打响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塞斯佩德斯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率领１４７个民兵占领了圣地亚哥，宣布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十年独立战争”开始。塞斯佩德斯也因此被称为古巴“国父”。

另一位是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领袖何塞·马蒂，这位卓越的诗人、文学家、革命家用纯朴而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号召广大古巴民众参与到独立革命中来，为争取自由而不断抗争。何塞·马蒂不仅影响了古巴，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他也被奉为革命斗争的“精神领袖”。

将菲德尔·卡斯特罗安葬在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将和无数同样满怀热情的先烈一起，永远安眠在“英雄之城”，安眠在这个熊熊燃烧的革命火苗诞生的地方。

绿树掩映的低矮房屋，纵横逼仄的幽深小巷，色彩明艳的涂鸦绘画，脚步轻缓的过客行人，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人们最敬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回家。（李文清）（新华社专特稿）

古巴人民并不适应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直到所有的电视台滚动播放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克鲁斯才知道这一次他线

“11月26日，当太阳在哈瓦那上空升起时，对于古巴来说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欧洲新闻网感慨称，最明显变化是古巴国旗下半旗向其前领导人致哀。对于那些在卡斯特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标志着一个传奇时代的结束。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特朗普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的表态截然不同，这给未来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作为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有很多头衔：“古巴的神话”、“古巴的光明神”、“古巴最后一面社会主义旗帜”……

在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制裁和压迫下，卡斯特罗从未低头，以强硬的态度和铁腕般的手段带领古巴一路前行。

退休后，卡斯特罗的晚年生活依旧简朴，他不像个领导人，也不似从前那个强硬的统治者，更像是个普通的老年人，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位伟大的英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戏剧化，甚至在死后的葬礼上，他的灵车突然抛锚，像是放慢脚步在与这个世界告别。

卡斯特罗，他的名字背后所背负的，是他传奇的一生。卡斯特罗不仅是驰骋政坛长达半个世纪的杰出政治家，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偶像。作为古巴的领袖，他为古巴鞠躬尽瘁，在政的47年中，可谓是呕心沥血，从未停歇。

然而，晚年的卡斯特罗身体情况不容乐观，他因肠胃出血紧急住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以此为契机，卡斯特罗将权柄下移，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七人小组”，退休颐养晚年。

虽然卡斯特罗已经放权退休，但晚年的卡斯特罗依旧十分关注国际问题，他依旧身穿一身橄榄绿军服。为时刻掌握国际形势，卡斯特罗还组成了一个专门为他提供信息的“信息网”，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国际形势、热门话题等。

除了时刻关注国际消息之外，卡斯特罗还热爱阅读。卡斯特罗的阅读习惯可以说很值得借鉴和学习，他不仅将自己阅读过的书本、杂志、报刊等整理得井井有条，十分有序，还分门别类地做好了笔记，并在每页上都做好批注。

卡斯特罗的晚年生活十分规律，早起看新闻稿、每天运动、适度饮酒，为了保证健康，这个“老烟鬼”还带头戒烟，为此，世界卫生组织还给他颁布了一枚奖章。

他还经常上街与民众一起聊天闲聊，十分亲民，不似一个领导人，更像一个普通的老人。

卡斯特罗一生简朴，媒体曾曝光卡斯特罗拥有10亿美元的财富，而对此，卡斯特罗则表示这些财富，是属于古巴人民，而非自己。在自己百年之后，他的子女也只会得到自己该有的，不会拿取属于国家的一分一毫。

据卡斯特罗的儿媳梅嫩德斯回忆，卡斯特罗的生活十分简朴，甚至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她与卡斯特罗的儿子亚历克斯婚后的新房只是由工人们在车库上加了一间房子而已，而作为卡斯特罗的儿子，亚历克斯的车还是一辆二手的庞蒂亚克，甚至他的内裤上都打有补丁。

而卡斯特罗本人更是将这种简朴的作风进行到底。在卡斯特罗访问上海期间，同行的古巴官员因不太习惯使用筷子，将一块肉掉在了地上，卡斯特罗熟练自然地从地上将肉夹起吃掉，令同行的官员瞠目，他们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国家领导人，竟然节约至此。

卡斯特罗晚年的生活也十分朴素，每当有人问起卡斯特罗住在何处时，富有幽默感的卡斯特罗总会开玩笑说自己住在大街上，居无定所。

当然，这种玩笑话自然是无人会信的，事实上，卡斯特罗的住所代号“零点”，“零点”的功能齐全，虽是“五脏俱全”，却并不豪华。

2016年，4月19日，许久未曾露面的卡斯特罗出现在了古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演讲，同时他留下了这句经典之语：

同年11月，在察觉到自己为时不多之后，卡斯特罗将自己的后事交代给了自己的弟弟劳尔，他反复强调自己的死后要一切从简，不需要立任何雕像，也不需要在任何地方悬挂自己的头像。至于葬礼更要低调简单，将自己葬于曾战斗过的圣地亚哥就好。

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恸哭，古巴全国降半旗致哀，所有娱乐活动一律停止，一时间举国陷入哀思之中。

去世的第二天晚上，卡斯特罗的遗体被火化。古巴人民将古巴国旗覆盖在卡斯特罗的骨灰盒上。这位带领古巴不屈抗争，被看作是古巴守护神的英雄，在死后也将在古巴的守护下，带着自己对古巴的热爱长眠于地下。

卡斯特罗的骨灰盒被安置在哈瓦那革命广场的何塞·马蒂纪念碑上，对于古巴人民来说，卡斯特罗和何塞·马蒂一样，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是位真正的革命者和英雄。

卡斯特罗的骨灰被安置好之后，悲痛不已的古巴人民纷纷前来悼念。霎时间，从古巴各地前来哈瓦那悼念的人就多达数十万，来自其他国家的卡斯特罗的拥护者，更是让哈瓦那机场水泄不通，近乎“瘫痪”。足以见得卡斯特罗离世的影响力。

除了瞻仰卡斯特罗的骨灰以表古巴人民哀情之外，古巴对卡斯特罗亦是极尽哀荣，自29日开始，首都哈瓦那和圣地亚哥礼炮声不绝，每隔一小时鸣炮一次，直到12月3日，礼炮声才结束。

对于一位革命者而言，人民的拥护是最好的勋章。在卡斯特罗生前发表演讲最多的革命广场上，劳尔发表了讲话，号召古巴人民将卡斯特罗的教诲铭记于心。

古巴人民点燃蜡烛，手拉着手，高声唱着赞颂卡斯特罗的歌曲，以此来祭奠这位古巴的“守护神”。

纪念活动结束后，卡斯特罗的骨灰被装上灵车，前往安葬地点。葬礼使用的灵车车型是前苏联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UAZ军用越野车。这种车型不仅是古巴政府最常使用的车型，也是卡斯特罗最喜欢的车。用这种车来为卡斯特罗送行，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灵车的行驶路线也是满含对卡斯特罗的不舍和纪念之情，灵车从哈瓦那出发，一路东行，绕行古巴一周，载着这位古巴领袖再仔细地看一遍这个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

灵车载着卡斯特罗穿过了古巴的每一个地方，灵车所到之处，站满了为卡斯特罗送行的群众，他们眼含泪光，手捧蜡烛和鲜花，大声高喊：“菲德尔！”“菲德尔！”“我们都是菲德尔！”这样的场面，令人动容，就连别国的记者都眼眶湿润，泪光闪烁。

灵车驶过1000公里、途径13个省份、经过了无数个泪流满面的古巴人民。最终，灵车在12月3日晚上到达圣地亚哥的安东尼奥·马赛奥革命广场上。

广场上除了古巴的民众，还有来自各国的卡斯特罗的追随者，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和马杜罗也在广场上等候。

这句话，是古巴人民对卡斯特罗的最高评价，对于古巴和古巴人民而言，卡斯特罗，是永远的英雄。

或许，每个英雄的一生都是这样，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卡斯特罗一生传奇，就连葬礼都充满了波折，在卡斯特罗的葬礼上，发生了一件戏剧化的插曲。

在葬礼开始前，载有卡斯特罗骨灰的灵车突然抛锚，无奈之下只能由士兵们推着灵车前行了一段路程。

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对卡斯特罗进行的最后一次特别行动。但或许，这是一向亲民，富有幽默感的卡斯特罗对古巴人民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这场算不上隆重的葬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有人对此表示哀悼悲痛，而有人则左右为难——由于卡斯特罗身份的特殊性，西方国家对于谁来参加卡斯特罗的葬礼这个问题也是头痛不已。

加拿大领导人小特鲁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哀悼的推文，被西方政客和卡斯特罗的反对者口诛笔伐，认为他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甚至就连他的悼词都登上了社交软件的热门话题。

奥巴马也被美国共和党警告而没有去参加葬礼，因此，卡斯特罗的葬礼并没有主要大国领导人前来参加。

西方媒体更是借卡斯特罗葬礼上灵车抛锚之事大做文章，不顾事实，小题大做，大肆宣扬灵车抛锚之事为不祥之兆，灵车抛锚就如同古巴未来的命运一般曲折。

可以说，卡斯特罗的死亡和葬礼在造成巨大轰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但不论是人民的悲痛、舆论的轰动、还是世界局势的震荡，卡斯特罗本人都已去世，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这块巨石伫立在圣伊菲热尼亚公墓，卡斯特罗的骨灰被封存于这块巨石之中，盖上了刻有“菲德尔”的盖板，与公墓内其他墓碑相比，卡斯特罗的坟墓并不显眼。

但这块巨石如同卡斯特罗本人一样，坚韧执着，体现了一名革命者风范，也象征着卡斯特罗在古巴人民中心无可撼动的地位。

虽然卡斯特罗肉体陨落，但卡斯特罗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其精神依旧鼓舞着众多人，就如同卡斯特罗本人所说，他虽已离去，但理想不朽。

在卡斯特罗传奇的一生中，他经历了638次“特别行动”，却屡次存活，卡斯特罗以自己的革命精神凝聚成古巴人民的精神旗帜，即便他的肉体陨落，但卡斯特罗的精神终将永存。

“谁把人民记在心上，人民就会永远把他记在心中。”这句话用在卡斯特罗身上再合适不过，卡斯特罗始终为古巴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才换来古巴人民对他的如此悼念和眼泪。

这位古巴的英雄一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他不仅是古巴的守护神，也为古巴埋下了的一粒种子。而古巴人民也将永远铭记这位英雄，扬起属于英雄的精神旗帜。

[1]二水.卡斯特罗兄弟：“硬汉”写就古巴政坛传奇[J].时代邮刊,2021(10):32-33.

[2]章裕光.卡斯特罗与古巴 政治强人与小国生存的传奇[J].坦克装甲车辆,2017(02):40-45.

[3]赵汇.卡斯特罗与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革[J].求实,2004(10):79-81.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016年11月26日，古巴革命领袖、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了。从1959年带领古巴游击队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到今天的大半个世纪里，他是革命导师，他是反美斗士，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央、国家主席习在唁电中指出，卡斯特罗生前致力于中古友好。建交56年来，中古关系长足发展，这与他的关怀和心血密不可分。

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60年9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正在此举行。卡斯特罗突然向在场群众大声询问：“古巴人民是否愿意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得到现场近百万民众的积极响应。

当年9月28日，中古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确认建交，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国人现在餐桌上随处可见的牛蛙，其实就是卡斯特罗送给中国的礼物。牛蛙是古巴一个比较大的农业支柱项目，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希望古巴能卖一些牛蛙给中国养殖，卡斯特罗表态完全支持，并且进一步说可以赠送给中国一些，随后两国就进行了合作。

对于许多老一辈中国人来说，都有一段唱着“美丽的哈瓦那”，吃着古巴糖的甜蜜记忆。为了支援古巴的经济建设，中国从1961年美国经济制裁古巴的那个时候开始，每年都从古巴进口40万吨原糖。从此，古巴糖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回忆：那是1999年古巴时间的9月30日，由于时差原因，离10月1日的北京国庆大阅兵时间已近。

“当时怕他工作太忙碌没顾得上吃饭，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小吃，想让他边看边吃。”结果卡斯特罗说：“不！我要先看北京的直播。”那会儿使馆只有中文台，卡斯特罗照旧看得认认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古巴问题专家麟表示，卡斯特罗是古巴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他对古巴民族的发展有着不朽的功勋。尤其是在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下，卡斯特罗带领古巴人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他身上的爱国主义与坚持公平正义、不畏强权、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世界人民。

卡斯特罗说过：“一个人的身体总会死，但一个人的思想不会死。”在古巴人心中，卡斯特罗只是肉体上离开了，但他的思想将在古巴长存。

1954年1月，前任总统格劳·圣马丁与巴蒂斯塔竞争总统，支持巴蒂斯塔的党派成员有170万人，而支持格劳的人只有21万。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蒙卡达起义的同情氛围宣告：只要他竞选成功，他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包括蒙卡达的男孩们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在蒙卡达起义一周年来临之际，巴蒂斯塔派了两名部长来探望卡斯特罗等人，卡斯特罗对他们的劝解嗤之以鼻。11月份，卡斯特罗与妻子米尔塔离婚，原因很简单，米尔塔一个人带着孩子已经辛苦了几年，对于生于富裕家庭的她够艰难的了。然而，卡斯特罗对于她的要求又太高，拒绝接受一切来自于政府的援助，当他知道内政部给了她一个闲差之后，他要求妻子与她的家庭决裂。最终米尔塔选择了与他决裂。

1955年2月24日，巴蒂斯塔通过各种私下运作，再次当选总统。竞争者格劳以舞弊和违法行为不断发生为由退出了竞选。

5月7日全国大赦，卡斯特罗、劳尔等人获释。因此，其实卡斯特罗等人服刑不过八九个月。作为人民党的党员，卡斯特罗对党内争权夺利现象很不满，继续执行武装起义的战略并没有停歇。6月，劳尔因受到参与恐怖活动的指控而前往墨西哥使馆寻求政治避难。24日，劳尔流亡墨西哥。其后，对前总统普里奥的逮捕令都出来了。整个哈瓦那的政治氛围越来越不适合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生存，为此，7月7日卡斯特罗也流亡到了墨西哥。

10月，卡斯特罗又前往美国募捐再次起义的资金。回到墨西哥城后，他遇到了对古巴革命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切·格瓦拉。因为劳尔早些到，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会面是由劳尔组织的。

在会见中，卡斯特罗对格瓦拉非常佩服，他认为格瓦拉的革命理念比自己更成熟，卡斯特罗的视角只是在古巴，而格瓦拉已经站到了整个拉美。这时的格瓦拉，正在苦苦寻觅着拉丁美洲哪个国家是“最薄弱的环节”，见到卡斯特罗后，格瓦拉认为他找到了。由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将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之后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拉美地区将实现解放。

二人商定之后，便着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选定墨西哥城外20里的圣罗莎农场作为军事训练营地。他们又选择了游击战专家阿尔维托·巴约上校作为基地总指挥。阿尔维托生于1892年，是古巴人，和卡斯特罗一样也是西班牙侨民。军事战斗经验非常丰富。正当他们接受训练时，1956年6月22日，在混入起义队伍的奸细的告发下，卡斯特罗、格瓦拉、劳尔、巴约等人被捕入狱。

被捕之后，墨西哥和古巴利用格瓦拉的身份做文章，说格瓦拉是，是国际者，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卡斯特罗已经加入，他们是想把古巴变成一个的国家。那时候，如果某人或某个组织被贴上这个标签的话，将会被大部分人孤立。

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的抹黑，拉美许多人对存在着误解。因此，卡斯特罗首先要做的就是撇清与关系。然而，此时的卡斯特罗已经与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其实，劳尔已经是员了。卡斯特罗虽然还不是党员，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因为他的许多观点和相同，卡斯特罗并不也不会排斥。但为了革命需要，卡斯特罗还是发表声明：我不是员，也不会与和有什么关系。

7月25日卡斯特罗等人获释离开了墨西哥。由于移民局要求他两周内必须离开，所以他不得不加快了武装起义的步伐。首先，他将训练放到了同情企业者的古巴驻墨西哥使馆文化处官员特蕾莎·布劳的家中；其次，通过特蕾莎的安排，与流亡美国的其前总统普里奥联系资助问题。

9月，卡斯特罗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旅馆，与普里奥见面。后者答应先期资助5万美元，之后再资助5万美元，用于起义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在美国期间，卡斯特罗联系前妻米尔塔要求把儿子菲德利托接来，米尔塔那时正准备再婚因此也没有反对。卡斯特罗见到儿子之后，喜欢得不得了，最后索性绝决不把儿子送回去。米尔塔也没有强烈要求接回儿子，只是要求卡斯特罗让儿子必须接受正规的教育，不能随着他搞革命。

其后，卡斯特罗派梅尔瓦回古巴准备迎接11月底起义军登陆古巴的行动。潜回墨西哥后，卡斯特罗忙着组织各种活动。11月20日，卡斯特罗的警卫拉斐尔·德尔皮诺·谢罗，为了三万美元的赏金，向巴蒂斯塔就政权的特务和墨西哥政府告发了卡斯特罗等人。叛变，特蕾莎等人被捕，卡斯特罗立刻将起义者们分散。真是多亏拉斐尔为了拿到赏金，并没有一股脑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发，而是一点点儿地说，一点点儿的拿到赏金。例如他告发了武器存放地和偷渡船只停泊地后，拿到了几千美元。一周后才告知了登陆地点。

11月25日凌晨2点，卡斯特罗、劳尔、格瓦拉等82名起义者，乘坐花了15000美元买来的摩托艇“格拉玛号”回古巴。本来加入登陆队伍的拉斐尔突然不告而辞，这令卡斯特罗等人非常诧异。但不管怎么说，万事俱备了只差临门一脚。卡斯特罗等人并没有寻找他，而是立刻上船出发。

当时他们的武器有：仅有几枚炮弹的两架反坦克炮、35支带瞄准镜的步枪、55支门多萨步枪、3挺汤普森轻机关枪、45挺手提机关枪。卡斯特罗任总指挥，少校。格瓦拉作为随军军医跟随。

11月27日，留在墨西哥的起义者向圣地亚哥的“7·26运动”人员发布指令：你要的书已经绝版。出版社编辑部。其内涵就是：圣地亚哥的起义必须在拍电后的72小时内发动。

卡斯特罗兄弟等人在11月30日经受了一次凶险，船漏水了，经过一阵忙乱才堵住了窟窿。这时，广播内传来圣地亚哥发生反巴蒂斯塔起义的消息。显然，梅尔瓦等人的接应行动开始了。原来，30日凌晨，弗兰克·帕伊斯（又译为弗兰克·奇佩思、弗兰克·派斯）300多名起义者宣布起义。

靠近登陆点时，卡斯特罗等人被军机发现，刚一登陆便受到了警卫队的进攻。登陆后他们找到了向导，然而，向导却将他们带入了泥塘，之后向军方报告。卡斯特罗等人只好分开行动，以免因为目标行动太大，被军机发现。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出发前就约定好，革命的目的地就是马埃斯特拉山。无论到时候是否是整体，只要登陆后到马埃斯特拉山就对了。

12月12日，卡斯特罗小分队来到了目的地。他们显然不知道，找了一个农民要了些吃的。当农民知道他们是要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老农立刻让自己的儿子吉列尔莫·加西亚加入队伍。由此可见，马埃斯特腊山的群众基础有多好。

17日，劳尔等3人与卡斯特罗会和。19日格瓦拉等人也来到了。12个人带着七八条枪进入了山区开始打游击。马埃斯特拉山的群众基础太好了，那里的农民恨透了城里的旧政府，一听说是起义的，立刻有七八个人报名参加。马埃斯特拉山的地形也很凶险，因此，这里是天然的游击战战区。

巴蒂斯塔政权对外宣布“7·26分子”已经被彻底消灭，顷刻间舆论大哗。紧接着，又传出卡斯特罗已经率部胜利登陆。各种消息此起彼伏，真假莫辨。卡斯特罗决定以进攻鼓舞全国士气。为此，1957年1月14日，他们袭击了玛格达莱纳河口的兵营。当地农民告诉他们，那里只有15人。22日，他们又伏击了军方搜索小队。

巴蒂斯塔政权数次空袭之后，因为有当地人告密，飞机精准地轰炸了游击队。游击队受到了打击，为此，哈瓦那媒体广而告之游击队已经被消灭。为此，卡斯特罗派人前往哈瓦那将美国记者带来参观游击队。

2月24日，美国记者写的文章发表，面对开着天窗的报纸，许多古巴人都很疑惑。但很快，从美国那边儿传来消息。原来，开天窗的原因就是卡斯特罗还活着。紧随其后，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们发动起义进攻，但因为电线月，弗兰克·帕伊斯组织了一个50人的援军来到马埃斯特腊山。之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公司派来了两名记者，用摄像机将卡斯特罗等人的影像录制下来，5月间以《古巴丛林战士的故事》为名播出。

其后，包括流亡美国迈阿密的古巴人在内的国内外古巴青年，纷纷或运送武器弹药或直接加入游击队。卡斯特罗的游击队队伍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包括哈瓦那在内的古巴城市，各种爆炸事件此起彼伏。

但在形势渐好的同时，巴蒂斯塔政府的垂死挣扎也日趋激烈。7月30日，年仅23岁的“7·26运动”非游击区的总负责人弗兰克·帕伊斯被害，弗兰克在军事指挥、罢工运动组织、革命领导建设等方面都非常有领导天赋，同时他的威望也非常高。可以说，如果他不死的话，将会成为卡斯特罗非常重要的助手。

弗兰克被杀后，古巴全国的许多工厂罢工、店铺关门、学校罢课。美国驻古巴大使史密斯想看看圣地亚哥的具体情况，他听说那里经常出现秘密警察无端杀人的情况。当他的车队刚一进入圣地亚哥市区，便有多名穿着丧服的妇女出现递交请愿信。

9月，全国形势影响下，西恩富戈斯海军发生兵变。5日晚，起义部队夺取了军械库，然而，6日情况突变。美国政府紧急提供给巴蒂斯塔政权的B-26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开始出现。这次起义最终失败，所有被俘人员均遭枪毙。

11月，巴蒂斯塔又使出了老伎俩——大选。希望用大选挑动反对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他宣布：巴蒂斯塔将不参加1958年的大选，同时恢复1940年宪法。

果然不出所料，反对派和起义军立刻分道扬镳。前总统普里奥在迈阿密召开七党派大会。卡斯特罗所在的人民党代表费利佩·帕索斯，在没有与卡斯特罗商量的前提下，代表党内激进派“7·26运动”发言支持尽快举行大选，用选票来解决问题。

12月中旬，游击队取得重大胜利，一次战役内击毙击伤政府军170人。随后，卡斯特罗宣布“7·26运动”彻底退出所谓的由其党派组成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他要用武力而不是妥协以及暗箱里的权力平衡来解决问题。

1958年2月，卡斯特罗宣布马埃斯特腊山区为解放区并成立起义军电台，向全国发布广播。

3月，劳尔受命率领第六纵队，前往奥连特省北部的马亚里山区开辟第二条战线，为了纪念非游击区最杰出的领导者弗兰克，该战线被命名为“弗兰克·帕伊斯战线杆枪下山。劳尔的主要使命是破坏巴蒂斯塔政权进攻马埃斯特腊山游击区的供应、交通。劳尔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在他管理的7个行政区内出现了古巴历史上前所未有和平繁荣景象。在这一时期内，劳尔锻炼了行政管理能力，为日后全面接管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劳尔之后，卡斯特罗又命了阿尔梅达少校以第三纵队的名义，前往圣地亚哥开辟第三条战线。

由于弗兰克·帕伊斯过早地牺牲了，新的领导人又拒绝在古巴工人中有很高威望的且有完善组织机构的的合作要求，“七·二六运动”单打独斗，既缺乏经验又不成体系，结果4月9日举行的全国大罢工彻底失败，结城市里的“7·26运动”组织许多都暴露了。巴蒂斯塔政权立刻进行大搜捕，城市革命趋于低潮。由此，巴蒂斯塔政权得以从城市里抽调部队围剿游击区。卡斯特罗等人只好退入深山，开始了防御战，整个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巴蒂斯塔集结了1万多军队，共14个步兵营、7个独立团、1个坦克营、1个空军中队。为了保卫大本营，卡斯特罗立刻命令已经在外开辟多条战线的四个纵队回援游击区。六个纵队在30公里左右的防线上布置了军队。

六个纵队是：卡斯特罗领导的第一纵队、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领导的第二纵队、胡安·阿尔梅达领导的第三纵队、腊米罗·瓦尔德斯领导的第四纵队、克雷森西奥领导的第七纵队、格瓦拉领导的第八纵队。

与美国迈阿密隔海相望的古巴，曾经一度被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看作自己的“后花园”。但就是这个“后花园”

去通过自己的斗争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将古巴打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曾经一度为美国带来严重的军事威胁。

根据美媒报道，每届美国政府都会批准一项针对性极强的“暗杀任务”。数十年间，16任美国总统一共授权美国中情局638次的刺杀行动。而全部的刺杀行动针对的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将古巴带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2016的时候，卡斯特罗与世长辞，这个躲过美国638次暗杀的古巴领导人，还是输给了时间。他在世时最爱讲的笑话就是，“今天的我还活着，又是美国中情局犯错的一天。”美国为何如此痛恨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全名叫做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于古巴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是卡斯特罗对于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少年时代就带领着自家雇佣的农民进行了一场“革命”，革命的对立者不是别人，正是卡斯特罗的亲生父亲。

成年后的卡斯特罗考入了古巴首都大学的法律系，与后来入学的胞弟一起上学，一起加入到古巴的反美、反独裁斗争运动中。

当时巴蒂斯塔政府执政古巴，巴蒂斯塔此人是一个信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他同时还主张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不顾古巴的利益迎合美国推出的“睦邻政策”。当时的美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

美国通过这个外交政策，在提高与南美洲国家贸易额的同时，想要打消南美洲国家的反美情绪，进而逐步击破各国的。

正是由于巴蒂斯塔政府的亲美政策，古巴政府的领导人在国内大行其道，明目张胆地侵吞国家利益以及民众利益，不仅将古巴的经济大权交给了美国政府，还准许美国在古巴修建危险的监狱。

当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成为了优秀的律师，在保障古巴农民权益的同时，他还在南美洲国家参与反美斗争。更是在1953年在古巴掀起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反独裁斗争，这让美国通过巴蒂斯塔继续掠夺古巴经济的行动不得不暂停。

而上任之后的卡斯特罗更是在古巴推行“土改”，连自己家的上千亩良田都全部“充公”，全面保证了古巴农民的利益。这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家在古巴的投资打了水漂，同时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屡次被侵犯利益的美国决定对卡斯特罗进行制裁，但卡斯特罗转头抱上了苏联的大腿，在苏联的帮助下对抗美国。甚至在冷战时期为了保证古巴不被美国侵略，卡斯特罗同意苏联在国内部署核武器威胁美国。这么多的事情累积下来，足够美国638次暗杀卡斯特罗了。

在对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解之后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而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领导人也会时常遭遇各方势力的暗算。一般来说，为了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各个国家都会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来解决刺杀和暗算的问题。

在很多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领导人被暗害的情况，而曾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却成为了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据了解，他被称为是“古巴硬汉”，曾躲过美国六百多次的刺杀，而他的寿命也长达九十年。那么，这位“古巴硬汉”究竟何许人也？在从政的过程中，他又是如何躲过多次暗杀的呢？

，他出生于1926年。在小的时候，卡斯特罗便怀揣着远大的理想，而他的反抗精神也注定了他与普通人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在少年时期，当卡斯特罗目睹了劳苦农民的生活之后，他也决心要以自己的努力，来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改变。

起初，卡斯特罗为了能够对革命事业进行进一步的贡献，就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着手。

在十三岁时，为了反抗自己的父亲，卡斯特罗曾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罢工，而在考入到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之后，卡斯特罗对于革命运动的热情也进一步提升了。

在1947年时，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社会制度开始产生了一定的不满之情，而在那个时候，

据了解，这一党派就是古巴的前身人民党。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卡斯特罗还是一位学生，但是，他也同样为古巴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出了一定的力量。

在1950年时，卡斯特罗拿到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而在成为律师后，他也为很多贫苦的古巴人民进行了免费辩护，与此同时，卡斯罗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内的种种事宜。

，以此来为人民争取利益，但由于双方力量较为悬殊，所以，在起义结束之后，大部分的青年起义者惨遭杀害，而卡斯特罗也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了。但

。而在出狱之后，卡斯特罗组织起了一个秘密武装，当时的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组织的存在，对巴蒂斯塔的政府进行反对。

在1962年时，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在三年之后，这一党派正式更名为古巴，而此时的卡斯特罗也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

1970年，古巴的政权得到了中央集权化的发展，而在1976年时，卡斯特罗也决定要组织全民，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古巴的底层人民而言，正是基于卡斯特罗的这种改革，所以，他们才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卡斯特罗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平淡，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古巴之后，美国方面对这样的举动十分不满，毕竟

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在古巴的许多土地、资产都被政府收走，而这也让美国人的利益大大受损。

在卡斯特罗在位的几十年内，美国方面也对卡斯特罗进行了多达六百三十八次的暗杀

。虽然说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卡斯特罗却始终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并对暗杀事件进行妥善的处理。曾经，

卡斯特罗表示自己是世界上遭受暗杀次数最多的人，而他的存活也代表了美国情报局的过错。

在对卡斯特罗的经历进行了解之后，就可以发现，虽然说在人民的心中，卡斯特罗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但是,他的种种决策却触犯了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而正因如此，他才会遭遇到美国多次的暗杀。

对于卡斯特罗而言，他的一生是具有着一定的传奇性的，而在多次躲避暗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道路也变得更加顺畅。可以看出，做一位真正优秀的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命运也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80年代初的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同志社区——旧金山卡斯特罗，同志浴室随处可见，每到夜晚，定是人头攒动。最火爆的同志浴室「Fairoaks」人满为患，不大的空间里，一晚能够拥挤近千位前来光顾的客人。

每年的同志大巡游更是一年比一年热闹。相比花车和标语，花车上肌肉发达的年轻男人更引人注目。他们身穿黑色皮背带，帅气又好看。

晚上，他们还会出现在各大同志浴室的主题狂欢派对上。那时的人们，为拥有更多的而骄傲，似乎对性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

没人能够否认，那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但自由的背后，是一个让30万人死于各式奇怪的病症，让全球数百万人陷入对绝症的恐惧，并让整个男同社群陷入了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未醒来的噩梦。

每周五的旧金山，绝对称得上是「人间天堂」，至少，在80年代初的年轻男同眼中是如此。

在全世界最大的同志社区卡斯特罗，去同志浴室打发时间，是当时同志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地的同志报纸上，充斥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广告。

每年的同志大巡游上，肌肉发达的年轻男人身着黑色皮背带，帅气又性感，他们在笼状花车里跳着热舞。当晚，他们会出现在浴室的监狱主题派对上。他们的活力四射，映衬着旧金山性产业的蒸蒸日上。

同志浴室「手球快车」的口号是「发现你的极限」，另一家浴室「炉子」自称是「世界上最非凡的性感地点」，位于卡斯特罗街的「美洲豹性感俱乐部」则用「你的幻想，你的愉悦」挑逗着人们的神经，男女通吃的「苏特罗浴室」每个周末都举办「双性恋派对」……

为了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同志浴室的老板们可谓「争奇斗艳」。「监狱主题」的室内装修、「脱掉上衣免票」、「22岁以下打折入场」的竞争策略层出不穷。

如果你在那时来到旧金山，一定会有基友提议你去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同志浴室——「斗牛犬浴室」打卡。那里的装修一比一复原了当时美国唯一的死刑监狱「圣昆汀监狱」。

一本同志杂志曾这样写道，「这座二层楼的监狱逼真得不可思议，真的牢房、真的栅栏、真的厕所……当你看见站在二楼的狱卒时，会不由得双膝一软，当场跪下。」

为了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浴室里的人们个个身型健美、深色皮肤、相貌英俊，那是最受欢迎的类型。

浴室里的每层楼都挤满了裹着浴巾的健壮男人，迪斯科音乐喧闹刺耳，房间里的空气黏稠、蒸气弥漫，随处可以闻到浓烈刺鼻的Rush(亚硝酸盐吸入剂)的味道。

庞大的浴池可以容纳多达800名顾客，大家的穿着打扮像是出来完成任务。人们用手帕和钥匙标记自己的型号，这让他们的猎艳行动更为高效。浴室实际上变成了速配便利店，堪称男人们的「7-11」。

在「淘金热」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同志移民怀着对自由的向往来到旧金山。1980年，每年大约有5000名同志移居金门海峡。大移民的涌入，让旧金山每5名成年男性中就有2人是出柜的GAY。

当时，人们的性行为发生在旧金山、纽约的各个角落，在浴室、酒吧包间、色情影院，甚至是同志书店里、纽约中央公园漫步区……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性解放运动」后，美国人不再羞于谈性。同志社区也在60年代末的「石墙运动」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同志人群的生活处境得到大大提升。

身材健美、样貌英俊、性活跃，这是同志在那个年代的「定格」。成千上万的GAY在健身中心和各种举重室挥洒汗水。

同志性产业更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公共浴池和性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张营业。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百家这样的商业机构，产业规模达到上亿美元。

1980年，同志杂志『克里斯托弗大街』批判性地写道，「同志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一，是性行为被视为习以为常乃至天经地义。」更有评论家犀利地讽刺，「滥交才是1970年代喧嚣的同志运动的实质。」

公共浴室是一个滋生疾病的恐怖温床。丹佛的一项研究表明，同志浴室的普通顾客一晚上通常有2.7个性接触者，当他走出浴室时，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机率达33%。因为那些在浴室走道闲逛的人中，大约每8个就有1个是上述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

80年代初，洛杉矶和纽约的一些同志身上出现了奇怪的肉瘤和不同寻常的肺炎。那时候，人们管感染HIV后出现的神秘并发症叫做「不明情况的病症」，甚至还有「男同性恋癌症」的说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GAY死去，人们开始陷入恐慌。科学家也发现了这场疫情背后的罪魁祸首——艾滋病毒(HIV，获得性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在尚没有任何治疗方案的80年代，艾滋病是一种绝症。一旦确诊感染，就意味着死神已在路上。

在昔日狂欢的余温尚未散去的旧金山卡斯特罗，近40%的GAY被诊断患有艾滋病。更让人们抓狂的是，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死去，人们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无能为力。

随着1984年冬天的临近，整个卡斯特罗社区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往日的欢乐不再，只留下一片萧条景象。

在死亡的阴影下，艾滋病给那一代同志留下了集体创伤。一项调查发现，在当地的GAY中，有三分之二不再频繁寻找，彻底改变了性习惯。

有文献记载，当时的人们甚至出现了抗拒「性感」的心理。人们纷纷换掉往日象征着性感的三角内裤，同时，保守的「四角内裤」则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持续畅销。

但对于很多人而言，接下去的人生则是无法否认、争辩或与这种病毒讨价还价，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

「以前」，这个词，将永远成为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同志的人生分水岭。一边是感染后的生活，一边是患病前的美好记忆。

「以前」承载着无数的细节记忆和旧日情怀。「以前」意味着天真和任性、理想主义和目中无人。最重要的是，那是死亡来临前的时光，是死神已在人潮中推搡着前进，却尚未被察觉的时光。

到了1995年，美国九个男同中有一人被诊断出感染HIV，十五人中有一个死亡。年龄在25～44岁之间的、被确认为男同的人当中，有10％死去。

那是一个用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教训。那更是一场让整个男同社群陷入了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未醒来的噩梦。

全世界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十年里，形成了一种群体记忆，「男同性恋 = 艾滋病」、「艾滋病 = 滥交」。

这不仅给整个性少数社群带来了巨大的污名，也让那些依然活着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艾滋病毒和同志身份带来的双重耻辱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现有的药物，已可以长期维持HIV感染者的正常生活。HIV感染在美国，已被很多人视作慢性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但医药科技的进步，似乎重新释放了被恐惧压抑的人性。

随着暴露前预防(PrEP)和暴露后阻断(PEP)药物变得越来越普及，千禧一代的GAY对艾滋病毒的恐惧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人停止使用安全套，无套似乎成为21世纪男男性接触的主流。

GAY正在从过去把性和快乐与HIV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叙事中解放出来。甚至认为只要正在使用PrEP，就可以无所顾忌，乃至多人性行为。

21世纪的GAY，活在一种「知行分离」的矛盾当中，即他们明知应该使用安全套，却还是会有一半的人不去这么做。人们对于疾病的印象是抽象的，似乎忘记了疾病的可怕，沉浸在一种自我催眠的安全感里。这也导致了近年男同群体对HIV的传播放松了警惕。

虽然HIV的感染已经不再等同于死亡，但人们必须意识到，终身按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依然会对感染者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对身体具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同时感染者也会面临更多社会歧视与不便。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药物，所熟悉的知识，是无数同伴用生命代价换来的。

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年代，但我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我们究竟要如何过这一生，选择权在每一个人自己手中。

「为什么GAY总是不停地？好像我们没别的事情可干似的。就知道住进同志街区放飞自我……外面是大好世界！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是一样的……

我厌倦了做纽约火焰岛上的GAY，我厌倦了用我这样一个平庸之人的身体去引诱另一个平庸之人。

我想爱上一个人！我想走出去，和一个爱我的人一起活在这世上，我们不必强迫对方忠诚，我们就该想着忠于彼此。这世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在我们脚下这摊狗屎上存在下去。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一个西班牙移民家庭，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革命政府。此后，在这个距离美国仅145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卡斯特罗勇敢面对强大的美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自2006年因病将权力交给劳尔·卡斯特罗以来，卡斯特罗极少公开露面。尽管已退出政坛，但他对于古巴人民而言仍是抵抗强权的化身，是古巴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众多成就的设计师。

1959年，30岁出头的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的亲美独裁政权，建立革命政府，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两年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此，社会主义的种子在这片加勒比土地上生根发芽。

然而，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好走。1961年，美国与古巴断交后，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猪湾行动”，支持古巴雇佣兵登陆猪湾，试图用武力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一年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法令，标志着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世纪之久的贸易禁运及经济封锁正式开始。

当时的古巴百废待兴，被美国禁运封锁，经济短缺严重，而卡斯特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古巴人民慢慢渡过难关。“那时候，每年到了甘蔗丰收的季节，卡斯特罗就拿起砍刀来到田里和农民一起砍甘蔗。”回想起上世纪６０年代在古巴留学的经历，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不无感慨地说。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西方政治家预测，没有了苏联的支持，加上美国“以压促变”的政策，古巴革命政权很快就会垮台。前中国驻古巴大使刘玉琴回忆说，1994年8月5日，数百名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涌上首都哈瓦那的海滨大道，形势十分紧张。在双方冲突愈演愈烈之时，卡斯特罗只身一人来到了现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需要一句话，卡翁的到来就化解了双方的争斗。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放下手里的石块和棍子，抛开自己的立场，齐声高呼卡斯特罗的名字：“菲德尔！菲德尔！”

“我们常驻过古巴的人，包括好多西方国家使团，都觉得卡斯特罗特别有威信，古巴人民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刘玉琴说。

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继续与世界头号强国斗争。虽然这种对抗力量悬殊，但是古巴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展现的“硬骨头精神”凝聚了人民的力量，也为全世界所钦佩。从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就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在去年10月的投票中，191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只有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投了反对票。

2008年3月，《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文版出版，在序言《致中国人民》中，卡斯特罗写道：“革命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1960年9月28日，中古两国宣布正式建交。1995年，作为古共的卡斯特罗第一次访华。这次访问持续了8天之久，其间他参观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等5座城市。

当卡翁到达上海时，许多百姓自发来到街上夹道欢迎这位远方的客人，想亲眼目睹这位拉美硬汉的风采，这样的场景让他很是感动。

1999年，飓风“艾琳”肆虐古巴，致使首都哈瓦那的电力供应大规模、长时间中断。刘玉琴回忆，那次风灾过后没多久，卡斯特罗就来到了中国大使馆，询问受灾情况。当得知使馆已经断电26个多小时后，卡翁一言未发。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古巴政府就给中国大使馆送来了一台发电机。

“上世纪90年代古巴的经济特别困难，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卡斯特罗还想着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现在想起来都还挺感动的。”刘玉琴回忆道，“直到现在，这台发电机还放在中国大使馆，偶尔还能派上用场，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今年8月13日，卡斯特罗迎来了90岁生日，时隔一个月，9月25日下午，我国国务院总理在哈瓦那看望卡斯特罗。

笑称，来到古巴感觉就像“来到了朋友家里”，卡斯特罗则以一身运动服的休闲装扮迎接中国总理。在卡斯特罗位于哈瓦那的家中，与卡斯特罗交流用时近两小时。

高度评价卡斯特罗为开辟中古关系所作的贡献。“中古两国有传统友谊。你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领导人，中国人民对你非常尊重。”总理说。

卡斯特罗对中国文明也十分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人也很聪明，能够用自己的智慧促进国家社会发展。”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也希望中国能把发展的经验传递给更多国家。”

与卡斯特罗还交流了了拉美历史、世界和平、地区热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古巴人民有不屈的精神。在古巴海岸飞行的不是海鸥，而是鹰。”意味深长地说。

卡斯特罗高兴地笑了：“我们和中国人民一样有不屈的精神，我们也很钦佩中国人民的勤劳。”

1926年8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于古巴奥尔金省比兰镇，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甘蔗种植园主。

1945年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民法、外交、行政管理和社会科学，并被选为反对独裁、坚持民主的“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1948年4月美洲国家组织在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开会时，卡斯特罗到那里参加了反美。

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哈瓦那开了个律师事务所，并为穷人仗义执言。

1952年6月，古巴举行议会选举，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哈瓦那选区的代表当选为全国议会议员候选人。但这次选举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宣布取消。他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当局行为违背1940年宪法，但遭到法院驳回。从此，他产生了革命思想。

1953年7月26日，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6年1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墨西哥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

1959年1月，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1961年4月17日，34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了吉隆滩之战(美称猪湾事件)，击败美国雇佣军。

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在1981年、1986年、1993年、1998年2月24日和2003年3月6日选举中获胜，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2004年10月，宣布从当年11月8日起禁止美元进入古巴商业、外贸和流通领域，以报复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

2006年7月27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当月31日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他的弟弟、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

2008年2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他“不寻求也不接受”再次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两项职务 。

2011年4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政府网站上撰文说，他不再担任古巴的领导职务。

2014年1月2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国际事务进行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