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明朝万历年间曾经派遣佩特林使团来华，但因没有携带贡礼而未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所以那还不能算是两国间的正式交往。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开端于清朝初年的巴依科夫使团访华。
促成这次访华的是1652年夏访问莫斯科的蒙古使者舒库奇涅伊，他对俄国政府讲述了他们与中国的贸易情况，中国赠送给他们的丝绸等礼物也引起了沙皇的兴趣。舒库奇涅伊还表示，蒙古卡尔梅克公国的恭贾公爵夫人愿意在沿途为俄国使团访华提供支持和便利，俄国商人可以自由通行其领地，他说:“如果贵国国王派本国商人去中国，那么恭贾公爵一定派人小心谨慎地护送他们到达中国边境，将给他们配备向导，并赠与他们所需数量的饲料和车马，这些都是商人们所必需的。另外，还会告诉他们如何从中国返回，并且护送他们到托博尔斯克。”
得到这些保证后，俄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位大使访华，正式建立和发展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贵族费?伊?巴依科夫被任命为访华大使，受俄国政府派遣，他与其随行人员于1653年5月28日抵达托博尔斯克。他先在当地市场上展开贸易，并命人把采购来的中国丝绸、大黄等货物送回莫斯科，同时他又派遣布哈拉商人赛特库而?阿勃林和鞑靼酋长彼得?雅雷什京率商队先行前往中国。他们于1653年7月9日出发，1654年夏到达北京。在那里，他们行了叩首礼，得到了皇帝接见，并在理藩院以沙皇的名义奉上了贡品。贡品价值120卢布，而中国皇帝回赠的礼品价值超过507卢布，他们还得到了中国皇帝的书信。《清实录》记载了此事：“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遭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资而遣之，并敕命每岁入贡。”可见阿勃林商队虽然带了贡品，但没有国书，所以他们不是正式使节，只是一个贸易代表团。
阿勃林商队访华时，巴依科夫使团正式出访的筹备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俄国外交衙门于2月11日拟定了递交清世祖顺治皇帝的信，一式两份:一份用俄文，另一份是按靼人写信的方式用土耳其文书写的。书信中简要闸述了此次出使的目的:“博格达皇帝，由于贵和我们沙皇陛下所领有的西伯利亚地区各边境城市相毗连，我们愿意与您的国家从此建立牢固的友谊，保持亲善关系，这就如同我们和高尚的君主们处于牢固的友谊，爱和联系之中一样，和土耳其苏丹、波斯王以及其他周边伟大的王国、我们的兄弟之邦一样。我们现特派遺使节远赴贵国，以便面见博格达皇帝，把我国具体情况介绍给您，并祝您安康。同时也讨论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互利的好事从而使我们两国稳定、安宁、亲善、友好。”
同时俄国政府还给巴依科夫颁发了一条训令，要求使团在访华期间的行为必须严格按训令要求执行，因为这有助于维护俄国的权威和声誉。训令要求：巴伊科夫必须将沙皇书信面呈中国皇帝;不得与官员首先谈判。进入博格达汗宫廷时，不得向殿堂或门褴下跪;在觐见时，他决不可吻博格达汗的脚，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在场，他不得接受入席邀请;如果回授的书信中没有遵从沙皇称号，则不许接受该书信。
出使准备工作进行了3个月，使团由100人组成，其中有一些是阿拉伯人，还有一些印度商人，他们是作为中亚贸易问题专家被吸收进去的。从使团构成人员可知，俄国在当时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往来，许多外国人在俄国生活和工作，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帝国了。
巴依科夫率领使团于1654年6月25日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由蒙古人做向导，一路艰苦跋涉，于1655年6月底到达中国边境的库库河屯，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
巴依科夫回国后，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执行使命的情况写了一份条陈上报俄国政府。
条陈里写到：“在中国的库库河屯居住着土贝特人，他们说的是蒙古语。两名长官住在城里，他们是由汗八里派来的。费奥多尔?依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从阿布噶的驻地派哥萨克彼得?马利宁和雅科夫?巴伊卡洛夫斯基以及布哈拉人巴布尔?耶鲁巴巴耶夫来中国的库库河屯城解决粮食和运输工具问题。但是两位长官全都拒绝了，说‘由于我们无我国皇帝的有关喻旨，我们不能供给你们粮食和运输工具’，还说‘又不是我们请他来的，他用不着来我们城市，他应该去边境城市喀普喀’”。
此处提到的“汗八里”就是北京的突厥语读音，即康巴鲁克。由于中俄双方语言不通，然而双方都懂蒙古语，因此使团中能讲蒙古语的鞑靼人就担任了翻译，这一点与当年佩特林使团是一样的。
巴伊科夫于1月21日(俄历)离开库库河屯。他描述说：“库库河屯是个土城，城楼则是由烧制的砖建成，城门楼很高大，每个城门楼下面有两道门。门宽约16寸，城门用橡木做成，包以铁皮。有6个城门楼可供通行。他们没有火器，大炮和火枪都没有。但是城里城外庙宇很多，都用砖砌，庙宇像俄国式样，还铺着琉璃瓦。
城里店铺林立，都用砖砌成，还带有后院。店铺建造的样式很像俄国的，也挂有招牌……小东西他们都是拿茶叶去换的，14包茶叶值白银一两。商店中的货物有各种缎子和棉布，都是他们中国的色彩，还有大量的各色丝绸。他们有许多铁和铜。柴草是用大车运到城里来的。
他们的农田也很像俄国的农田，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亚麻及等等。各种木材都有，如橡木、白桦、松杉、菩提树以及枞树。这里不见有雪，城市位于一个大盆地的低洼处，四周都是高山，靠城流过的一条河，但并不大，它是向西流的。整个郊外都是耕地。”从这段记叙来看，当时呼和浩特的商品丰富，场很繁荣，茶叶是可以当货币使用的。
2月10日(俄历)，巴依科夫抵达喀普喀，这座城市中的两名官员不愿意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运输工具。他们说：“没有皇帝的谕令，就不能提供这些，不过我们可以向皇帝上奏这一情况。”2月12日(俄历)，他们便派信使去了北京。
巴依科夫记载：“边城喀普喀地处丛山之间。在城市两侧的山上有一道蜿蜒的长城，用自然石建成，高三沙绳(俄长度单位)，宽一沙绳半。喀普喀城用砖建成，外刷石灰。这道长城起自苏克契(肃州)以外的海，即出产马蹄形大黄根的中国大黄产区;经过中国的京城后，又伸延到大海。以上情况我们是从大布哈拉人、卡尔梅克人以及中国人那里听说的。
边城喀普喀所出售的各种物品都很贵，面粉、小米和熟燕麦粉等，我们购买每普特花了一两银子，买3头小牛分别用去6、7、8两银子。”从巴依科夫的描述中推测，喀普喀可能就是如今的张家口，而且那里当时的物产并不丰富，贸易也不发达，所以物价很贵。
巴依科夫在喀普喀等了近十天，2月20日(俄历)，皇帝的圣旨终于到了，还派来两名官员，命令他们进北京，第二天，他们就上路了。
巴依科夫是如此描述沿途景物的：“按牧民那样走法，从边城喀普喀前往汗八里是7天，沿途共有18个城镇，多数是用砖砌的，有几个虽是土城，但城楼还是用砖砌后刷石灰的。城楼都不开窗户，仅在顶上有天窗和枪眼。在城楼和城墙上不见有枪炮，但城门口有士兵站岗，他们的武器是三筒步抢，枪是铁的，没有枪栓，只有约半俄尺长;长仅一俄尺的小铁炮，还有橡木棍、长矛、佩刀等等。可是各城镇都没有大炮。河上都架有石桥，是用天然石建的，十分雅致。但是河都不大。
各城镇都有各种瓜果蔬菜。每个城门口都建有两三个哨堡。长官外出时，前面有人为他们打着大黄布伞。在他们左右两侧也各有一两个人手里握着顶端漆成金色的大棒，一边走一边用他们的话大喊，不知在喊些什么。长官由4个人或6个人抬着，坐在由两根杠子架着的小房子里。”
根据当年佩特林使团在明朝时进北京时的记载，再对照巴依科夫的这段记叙可以发现，清朝时进京沿途的城防和武备远不如明朝。明朝时城墙和城楼上都有大炮，而到了清朝，呼和浩特根本没有火枪火炮，张家口一线的城防武器只有简陋的三眼铳和一些小铁炮。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清朝与那一带的蒙古人是同盟而不是敌人，而在明朝时，那里是九边重镇，是边境防御的重点。
3月3日(俄历)，巴依科夫一行来到北京城外，清朝派了10名官员在一座庙前迎接他，刚一见面，就在礼节上发生了不快。
清朝官员要求巴依科夫在庙前下马，并对着庙门跪拜磕头。被他拒绝了，他说：“还没有见到皇帝就叫我跪下磕头，这不符合我国的习惯。在我国，见大沙皇的规矩是:站着，脱帽向他鞠躬。”
这时有人送来黄油奶茶，并告诉他这是皇上赏赐的茶。但巴伊科夫并没有喝，他抱歉地说:“按我们基督教规定，现在正值斋期。”
清朝官员很不满地说，如果你真是沙皇派来见觐见皇帝的，那至少要懂得礼节，应当把茶接过去!于是巴伊科夫先接过茶碗，然后再把它递回去，清朝官员默认了他的这一行为，并带他们进入北京，前往下榻处。
当他们进入北京城门时，巴依科夫见到在城门右侧架着三尊小铜炮，都只有一俄尺半长;通过城门后，又在城楼里边见到左、右两侧各有两尊同样的炮。
他们骑马进城后，走了三俄里左右，来到供他们居住的驿馆。巴依科夫说这个驿馆只有两间石头筑的厅堂，上面有天花板，椅子上铺着草编的垫子。当天，负责接待的衙门按一般标准给他们配发了食物，有羊、鱼、酒、牛肉、茶叶、面粉等等。看来清朝为了显示大国气度，在招待外国使节时还是比较慷慨的。
很快，双方在觐见礼仪上又发生了冲突。3月4日(俄历)，顺治帝派大臣来取俄国人进献给“博格达汗”的礼物，却遭到巴依科夫的拒绝，他说：“这不符合我们大君主的规定。所有与我们交往的邻国皇帝在接见大使时，总是先由大使向皇帝呈递书信，然后再呈交礼品。”
但清朝大臣说：“那是你们主子的办法，不是我们的，一位帝王不能指挥另一位帝王。皇上派我们来，明确命令我们按礼单将礼物取走。但沙皇如果只是为了贸易派你们来的，这些物品你们可以自行处理。”
巴依科夫解释说他此来并非为了贸易，而是为了友谊，是代表沙皇来向皇帝赠送礼品的。
清朝大臣仍坚持说他们是奉命来取礼品的，因为这些礼品本来就是沙皇送给皇帝的，于是他们把这些礼物强行带走了，并且告诉他，信件将由皇帝亲自从他手里接受。
3月6日(俄历)，清朝大臣再次来见巴依科夫，命令他带上书信去朝廷，但巴依科夫表示沙皇是派他带着书信来见皇帝而不是见那些官员的。
4月11日(俄历)，清朝官员让巴依科夫从原来住的院子搬到另一个有着4座厅堂，雕梁画栋，铺着琉璃瓦的大院。
8月12日(俄历)，清朝大臣又一次叫巴依科夫带上书信去朝廷，仍然被他拒绝。清朝大臣威胁说，如果再不听皇帝的命令就要处决他。巴依科夫强硬回应说：“即使你们要肢解我，我在没有亲眼见到你们皇帝前也绝不会去朝廷见你们这些官员，更不打算把大君主的信交给你们!”
隔天，清朝派人把上次拿走的礼物送了回来，并且传话:“奉皇上的命令，现将礼品退还给你，因为你完全不从他的旨意:既未持书信来朝廷见大臣，也未按我方朝仪叩头……不论由哪个国家派来的使节都未见过皇帝，我们也从未见过他，能接触皇上的仅限于近臣和王爷们。”
1656年9月4日，清朝对巴依科夫下了驱逐令，要求他马上离开北京，并且不提供运输工具，只给了一些食物，而且不允许他们沿途购买。清朝还派了30名骑兵押送他们，巴依科夫的骆驼和马匹由于没有饲料，都在路上饿死了。
巴依科夫说他在北京期间像坐牢一样被关押在驿馆里，不得自由出入，所以对北京城的情况并不了解。然而，在他给俄国政府的条陈里，却对北京的建筑风格、市井风貌、社会状况、市场情况做了详细描述。所以他虽然可能确实因为礼仪问题惹恼皇帝而被软禁在住所，但应该不是至始至终都被关押，至少有一段时间他可以自由活动，这才可能对北京的各个方面做如此细致的观察。
巴依科夫曾在驿馆里与中国商人交易，他说：“从各商号送到使馆大院来的货物，价格比在俄国要贵得多。他们将骆驼和马出售后换回白银，但白银中摻有铅和铜，银的含量尚不到一半。中国商人还送来银器供他们选购，可是所有银器中也都摻了铜。珍珠的价格也十分昂贵，相当于俄国珍珠的两倍。至于宝石，没有一块是有价值的。俄国货物除了银鼠和北极狐之外，都没有销路。”从这段记载可以发现，当时清朝入关不久，南方还处于战争中，经过明末以来的长期战争，中国当时国力凋敝，海外贸易也中断了，市场上白银短缺，物资紧张，导致物价高昂。
关于北京的城市建筑，他说：“汗八里的房屋都是砖砌的，构造简单，铺着各色琉璃瓦，到处都画着龙，除皇宫外，其他房舍都很低矮。”
“主要街道上都铺着花岗石，两旁有很深的水沟，通到河里。下雨时，雨水都从水沟排走了，所以街上没有泥泞。”
巴依科夫眼中的皇宫和朝觐仪式是这样的：“皇帝住的院子很大，宫殿建筑得高大雄伟，刷成各种颜色，共有5个砖砌的大门，但总是关着。大门口日夜站着卫兵。大门外有5座汉白玉石桥，桥的栏杆也是汉白玉的，几座桥都建造得非常出色，桥石用铁栓相连。桥的对面立有一个石柱，高6沙绳，也是用整块同样的汉白玉石凿成，上面刻有金色汉字。面对皇宫有一个大广场，各级官员每月三次来这里向皇帝朝拜:月朔、22日和29日。每月朔日，所有寺庙都挂出旗帜，使各界人土周知。大贵族也即他们所谓的王爷以及各级官员都来到广场跪拜，他们不用垫子，而是坐在一块他们自己带来的毡子上。他们穿着锦缎袍子前来朝拜，一坐便是一个多小时。然后才有一个品级不明的人从大门后的宫殿中走出来，用他们的话大声喝令，使所有参加朝拜的人都能听到。他们都站起来，然后不脱帽跪下磕头三次，接着再坐上一个多小时。这时那个人又出来和以前一样喝令，所有人又起立，再跪拜三次，这样共重复了三遍。但是他们从未见过汗本人。当第三次跪拜完毕后，从皇上那里送来一些纪念品发给每个人……也把大象牵到宫城门口，叫它们也按同样方式跪拜，大象共计26头。”朝觐时居然要让大象三拜九叩，这个记载很罕见，也很有趣，清朝宫廷里训练大象的水平不亚于如今的马戏团。
巴依科夫对他所见到的北京世俗生活场景也做了详细描述：“住在中国京城汗八里的博格达皇帝是蒙古族……中国京城的蒙古人并不多，但汉入却非常多。王爷，如我们所说的大贵族，以及各级官员都是蒙古族的，他们在步行或骑马时都带着刀剑和弓矢，但汉族人无论步行或骑马都不带武器。衙门里当官的没有汉人，汉人只干粗活、做买卖、耍手艺。
中国京城的男女居民都很健壮干净。但汉族妇女的脚都非常小，小得和孩子的一样。据说，是故意把脚缠成那个样子的。她们穿的棉袄都很短，开襟，不过袖子却很宽大，像我们的夏衫。她们的头发梳成日耳曼人的样式。男子身穿带扣的长袍，扣子缝在下。不论男女，衣服的颜色都很素净，只有王爷和朝臣才穿华丽的衣服。他们在冬季戴一种小帽，很像便帽，只是在帽顶上有一簇红丝缨。夏天男子戴的帽子也不大，用草编成，顶上也戴相同的红缨。男子不蓄发，仅在头顶留一簇头发，梳成蒙古式辫子。
中国京城里的人们吃各种恶心的食物，青蛙乌龟和狗肉都吃，在商铺里就有煮熟的狗肉卖。东西样样都很贵，一只活天鹅要卖二三两白银，一只家鹅要一两银子……
蒙古妇女很清洁，不缠足。她们穿卡尔梅克式的拖到地面的长袍，把脚也遮住了。她们把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不带头巾或帽子，但有些妇女则用黑头巾包着。不论男女，穿的衣服都是黑颜色的。
每当王爷，也即我们所说的大贵族外出时，总有人在他们面前打着两三把伞。左右又各有7～9人身着彩色衣服，手持两头金色长约一沙绳半的木棍。王爷经过时，迎面没有一个人骑马过来。从王爷对面骑马过来的那个人，必须立即下马，改为步行，直到看不到王爷为止。在王爷后面的随从大约有100人或者更多。”
巴依科夫被逐出北京后，走了9天，也许是对自己未能完成使命很不甘心，于是他改变了想法。9月13日达到宣化府后，他派人回北京，表示愿意接受清朝的礼仪，同时继续前往喀普喀。9月19日，北京派来一位使者，他告诉巴依科夫，皇帝已知道到他有改变决定的想法，他是奉命前来确认的，他问巴依科夫是否愿意将书信交给朝廷并行跪拜礼，巴依科夫明确表示他愿意。使者让他原地等待皇帝的命令，七天后的9月25日，皇帝的信使再次赶到，他通知巴依科夫:“我国皇帝不同意召你回汗八里，因为你在派出人员去汗八里后，又移动了地点，来到最后一个城市以外的地方。我们皇帝和大臣们由此断定:举止如此无常的人，其神志未必清醒。他虽自称是奉信正教的大君主派遣，但是一点也不懂对待皇帝的礼节。”就这样，中俄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很不愉快地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清朝只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而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更不知近现代国家关系和国际礼仪为何物；他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其他所有国家都视为蛮夷，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资格与天朝平等相处，任何一个国家的使节前来都只能是朝贡而不是访问；在清朝皇帝的眼里，所谓外交礼节就是以外国使者匍匐在他脚下磕头并奉上贡礼开始，再由他赐予成倍的礼物结束，任何想改变这种礼节的念头都是僭越，为天朝所不容。
清朝的这种天下观一直维持到1860年，已经吃过洋人坚船利炮苦头的他们居然还要求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执行这种礼节，当英国使者不愿意磕头时竟然被以暴力强迫磕头，这种愚蠢而野蛮的行径不啻自取其辱，在随后的火烧圆明园的冲天烈焰中，天朝皇帝的威严被烧为灰烬，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成了匍匐在洋人脚下的奴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