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乙：基尔vs汉堡比赛时间：22-09-10 00：30基尔在德乙中游球队，上赛季球队实力下滑不少，最终排在联赛第9位，新赛季在转会市场没有太多投入，整体实力没多大改变，球队攻防两端不稳定是球队最大缺陷，新赛季7轮，取得了3胜3平1负，积12分，排在联赛第7位，基尔的进攻端尚可，由于阵容上中场后腰多名主力伤缺，导致防守端非常糟糕，联赛至今7场丢了12球，比联赛倒数后三名略强。基尔主场表现不俗，开赛至今3个主场2胜1平表现出色。

汉堡实力不用质疑，绝对能配得上德甲征战实力，不过自打降级德乙5个赛季来，总是在联赛尾期无缘无故失分，让球迷怀疑汉堡不想升级德甲，上赛季好不容易争取一个升级附加赛资格，但是升级附加赛不敌柏林赫塔，再一次无缘升级德甲。新赛季汉堡转土重来，休赛期在转会市场针对性引援多名实力球员，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本赛季必定是冲超有备而来的。汉堡新赛季表现上佳，联赛7轮取得了5胜2负，积15分，排在联赛第二位，球队攻防两端均在线，多场零封对手，新赛季客场4轮取得3胜1平，如果跨上赛季8个客场取得了7胜1平，客场战绩非常出色。双方上赛季基尔1胜1平，过往八次交手基尔3胜5平战绩绝对优势，就本赛季双方整体实力来说汉堡无疑更胜一筹，不过从他们过往战绩来看双方，好比德甲的拜仁和门兴类似，基尔堪称汉堡克星，虽然外界定位示好汉堡也是实力所向，但是基尔主场目前保持不败，还有专克汉堡属性，在这种情况，汉堡想全身而退怕是难度不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家在外有了朋友的支持会让自己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朋友多了之后，久而久之就发展成朋友圈，在这里你会进一步结识更多的朋友，这样一来朋友圈就会越来越大。

八佰伴的创始人和田一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八佰伴最辉煌的时候在全球16个国家拥有近500家门店，年销售额高达5000亿日元。和田一夫在那时候住的是香港最顶级的豪宅，开的是限量版的劳斯劳斯，他是何等的威风。

他落魄的时候租平房住，出门坐地铁和公交车，而那些曾经和他举杯换盏的朋友，都已经离他而去。八佰伴倒闭后，和田一夫背上了2500亿日元的巨债，可以说他才是真正体验到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

然而和田一夫并没有丧失斗志，在他快要70岁的那年，他凭借努力创办了HAW公司，短短两年时间就带领这家公司成功上市，实现了东山再起。创业本身就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游戏，很少有人真正成功。像和田一夫一样，很少有人从成功到失败再到成功。

而褚时健、孙宏斌、史玉柱、王兴等人都在其中。史玉柱是国内为数不多从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豪的企业家，他凭借着一款叫做巨能汉卡的程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在他27岁的时候就已经资产超过一百万。

史玉柱创业初期手底下只有3个员工，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信心满满地表示等公司做大做强之后，要奖励给每人10%的公司股份。史玉柱在31岁的时候已经资产过亿，而当时国内最有钱的富豪不过10个亿而已，他的财富可以排在国内富豪榜的前8名。

他甚至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同时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史玉柱发家后犯下了很多男人爱犯的毛病，就是内心膨胀了。

当时他准备修建一栋18层的办公楼，然而史玉柱后来萌生了想要建造中国第一高楼的想法，于是他下令将18层改为72层。然而这栋摩天大楼的10亿造价已经远远超过了预算，此时史玉柱只有1个亿的资金。单单打造50根高度达80米的柱子就要花费1个亿。

虽然史玉柱的保健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年的净利润也达到1个亿，然而却仍然承担不起这栋72层大楼的建造成本。无奈之下，史玉柱不得不宣布将大楼停工，最终，34岁的史玉柱背上了2.5亿元的债务。

在辉煌盛世时，史玉柱认识很多朋友，但是在他的困境时，他以前的朋友开始躲避他，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拒绝他的求助。只有那位借了500万元的朋友才愿意借给史玉柱50万元。然而就是这50万，让史玉柱东山再起，再次成为了亿万富豪。

这一次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每次推出产品之前，他都要亲自来到各家各户挨家走访调查，为的就是能够了解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保健品的需求程度。最后史玉柱拿着朋友借给的50万，凭借着脑白金这款产品重塑辉煌。

2005年，史玉柱带领巨人集团在美国成功上市，随着公司市值的不断攀升，史玉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他不仅还清了2.5亿元的债务，还一举成为了百亿富豪。可以说，当我们了解到史玉柱的发家史之后，无不感叹他的人生经历真的是太神奇了。

55年前，年仅25岁的他，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台119大型计算机的研发，使其运算能力达到5万次/秒，是先前型号运算能力的6倍。他本人，也成为全国第一批计算机领域的行家之一；

42岁，他应邀远赴加拿大，成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的访问研究员，两年后却甘愿放弃高于国内70倍的工资，自费购买了几件研制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毅然回国；

归国后，他的“联想汉卡”让汉字完美配适个人计算机，在计算机汉字处理、字符识别和联想输入领域的成就一骑绝尘……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曾评价他为“世人眼中的堂吉诃德”。而对于倪光南来说，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对自主创新的追求，就是他所忠于的“骑士精神”。

20世纪70年代前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但当时的计算机只能处理以拉丁文字为主的信息内容，输入输出仅限于符号、公式和英文词汇，大大限制了我国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范围。

1968年，倪光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接到了一项任务：设计一款用于观测卫星轨道、记录参数数据的车载计算机。由于这台计算机主要是基层战士使用的，能够“显示、输入”汉字就成了对这台车载计算机的一个硬性要求。

这个要求并不简单。拉丁文字属于字符，是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显示、输入的，而汉字属于图形，想让“方块汉字”和字符一样完美配适计算机系统，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技术革新。原本在“输入组”工作的倪光南，加入了由“显示组”万永熙主持的“717机显示器研制”工作组。他不但帮助工作组画出了模拟机的电路图，在显示器与计算机键盘的连接和光笔设计上，也帮了大忙。

1974年，在“汉字显示”方面有了一定积累的倪光南，第一次提出了“联想输入法”。所谓“联想输入法”，就是利用上下文的关联性，在输入第一个汉字之后，让计算机自动显示可能关联的汉字，辅助操作者快速高效地进行汉字输入。

为了使“联想输入法”更好地适配计算机系统，倪光南还专门为这套输入法改进了原来的光笔输入模式。他在光笔的笔头上特意加了一个微动开关，只要光笔点住了屏幕上的汉字，轻轻一压，汉字就可以被轻松选中、输入。

而倪光南的这两项重要设计，也为他赢得了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担任访问研究员的机会。

早期的个人计算机处理器性能有限，在进行很多特殊处理时，都需要附加硬件卡来进行辅助。汉字通过软件输入往往需要占用大量内存，有时甚至会让计算机死机，非常影响工作效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回国后的倪光南在“联想式输入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联想汉卡”的构想。

1984年底，正是“联想汉卡”开发的最关键时期。为了尽快研发出“联想汉卡”的成品，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工程师的倪光南，提出了“三不要求”：一不做官，二不开会，三不接受采访。他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除研发以外的事情上。

当时，“联想汉卡”的最后调试阶段刚好撞上了春节，倪光南和研制组仅在大年三十当天下班稍早一点，和家人吃了一顿年夜饭，第二天一早，他们十点不到，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在倪光南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第一款“联想汉卡”正式在1985年5月问世了。

这款“联想汉卡”不但减少了汉字输入过程中对系统硬件的占用，提高了个人计算机的使用效率，还彻底解决了当时在个人计算机中使用汉字的难题。仅在1985、1986、1987三年所带来的总利润，就高达1200多万。而研制“联想汉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突破和创新，至今仍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

1999年，因为企业战略调整，在科研领域一向有着自己坚持的倪光南被迫离开了联想集团。不过，倪光南却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在他看来，“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一旦不以研发为中心，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不久前爆发的“中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20年来，倪光南也一直在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高新技术公司做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为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努力。

他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自主创新来解决，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科研人员的最大作用，不止是能够把技术成果变成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他们代表着国家的科技竞争力，科技企业应该赋予科技人才更多的话语权和价值认同。

从一线研究员到下海创业者，再到鼓励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倡导者，对于倪光南来说，身份的转变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骑士精神”。“没做成事之前，谁都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从大局来看，他将理想依托给产业界的发展，是一定可以的。

由华人运通首席冠名、长安信托特约赞助的大型人物专题纪录片《我是科学人》全网上线，欢迎观看。

NBA漫长休赛期，媒体的报道范围也扩大了不少。就在今天，美国媒体报道，一名尼日利亚小伙，身高已经长到了恐怖的2米41，而且他还是正儿八经的篮球运动员。根据之前的资料，NBA历史上，身高最高的球员是曼纽特-波尔，但他的身高“只有”231cm，而今天美媒报道的这个尼日利亚小伙儿，比波尔的身高还高10公分，这简直太恐怖了。

曼纽特波尔是NBA八十年代的红人，拿过两届盖帽王，凭借顶级身高和顶级臂展，波尔经常站着就把别人封盖了，NBA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单场盖帽15个以上，都是他创造的。在NBA历史盖帽榜上，他也能排到第15名。所以，篮球运动，身高优势非常明显，他这种历史第一的身高，虽然移动比小个子球员缓慢不少，但是离篮筐太近了，防守端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而现在，比波尔还高10公分的尼日利亚小伙来了，他名字叫阿比顿-阿德戈克身高241cm，今年才20岁！在尼日利亚，阿德戈克在当地青少年联赛打球，曾经有过视频流出，两年前他就可以站在篮下踮脚扣篮了，完全不用起跳，除此之外，他还能投篮，手感看着也挺柔和，中距离和三分球都能投。而且跟波尔相比，阿德戈克身体壮硕，并不是竹竿身材，对抗能力够用，所谓身大力不亏，这体重比奥尼尔都重的重型坦克，如果真能打NBA，关注度一定不会低。

读了原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的《致敬倪光南》，莫名心痛，可能这就是纯粹的科学家吧。

倪光南于1981年8月至1983年5月在加拿大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年薪4.3万加元，回国时却买了约8万美元的科学仪器，用来回国后搞科研。当年加元与美元相当，1加元大约相当于1.7元人民币，换算过来倪光南的月工资高达6000多人民币（43000×1.7÷12），要知道当时国内普通工人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我不相信在倪光南回国时加拿大会不挽留，也可想象倪光南对回国的坚定。为了回国继续搞科研，用自己几乎全部的工资买仪器，这些仪器也助他搞出了联想汉卡和联想式微机。

当时的倪光南拿自己的工资买仪器回中科院计算所搞科研，与将来把自己踢出联想的人所做的事对比，真是讽刺。

被踢出联想的倪光南还是心心念念的芯片芯片，时常带着青年创业者到中关村管委会，魔障了一般一心搞芯片和操作系统。

如今，1939年出生的倪光南院士已经82岁高龄了，老伴已去世，儿子在国外，一个人租房住，拿着每月一万多的院士津贴生活。反观如今联想年薪以亿为单位的高管，风光无限的柳教父，身价百亿的杨总裁，真念世道不公。

原标题：卖4.6亿瓶的脑白金，骗人是天大的冤枉？史玉柱代言：我每天都在吃

近日，巨人集团在上海举办成立30周年庆典，创始人史玉柱现身并发表演讲。虽然此前巨人网络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其第三季度其营业收入为6.4亿元，同比减少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亿元，同比减少24.59%。

但面对营收净利持续下滑的巨人集团，史玉柱仍然表示 “巨人是非常阳光的一家公司我们阳光在：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该尽的社会责任我们都尽到了。”

此外，史玉柱还特别提到脑白金，称他每天都在吃脑白金，“很多人说脑白金就是骗人的，这是天大的冤枉”。

由史玉柱创办于1989年的巨人集团，从自主研发的文字处理软件“巨人汉卡”业务，到推出脑白金、黄金搭档、征途、球球大作战等品牌，在保健品领域和网络游戏领域影响广泛。

这些年，脑白金的广告语已从“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慢慢聚焦到“年轻态”，不只是让老年人更显年轻，更有活力，而是直接把目标消费者瞄准了年轻人.饶有意味的是，在史玉柱发表演讲的同一天，脑白金与能猫商店独立设计师品牌正式发布联名款服装，且在能猫商店淘宝店同步上新。

保健品大佬为何进军服装行业？虽然史玉柱一再强调巨人网络发展“阳光”，但凭脑白金此次的动向而言，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从这个角度来说，脑白金的这次跨界，也不是为了卖衣服，而是一种营销策略，制造足够的话题，吸引年轻人的注意，以便能够转化为脑白金的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以往的宣传中，脑白金强调“脑白金体”的概念，称脑中的脑白金体分泌脑白金，是人体机能的主宰。然而，医学上并不存在什么“脑白金体”的概念，脑白金所称的“脑白金体”涉嫌偷换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松果体”。

脑白金的成分、功效和概念等引起过诸多争议，如今，史玉柱公开表示脑白金“是好东西”。此举被认为是在“给自家产品当代言人”，为脑白金“洗白”。

上个月，有媒体剖析脑白金，一位保健品业内营销透露，“保健品礼品市场厮杀激烈，蛋白粉、阿胶、燕窝、西洋参、深海鱼油等各有拥护者，而送礼人群多为年轻人，‘脑白金’对年轻人来说缺乏吸引力。”

而与此同时，脑白金近三年的具体销量、销售额都查不到，“一个公开数据还是官网2016年9月12日更新宣传片中透露的累计销量已达4.6亿瓶”。

发展到今年，官方只强调广告“覆盖人群13亿，总推及人次750亿”，也没有公布销售数字。媒体认为，“这也间接证明属于脑白金的时代已过去”。

今年上半年，巨人网络游戏相关业务收入为12.89亿元，同比减少5.02%。据半年报显示，2017年和2018年，巨人网络的电脑端网络游戏收入分别为10.96亿元和10.4亿元，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

而从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看，巨人网络的颓势更加明显：业务收入为6. 4 亿元，同比减少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 1 亿元，同比减少24.6%。

多处“起火”的情况下，作为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挺身而出，大声呼喊，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键在于，这么多年过去，《征途》仍然是巨人网络的“顶梁柱”。换句话说，巨人网络虽然名声在外，但风光的背后，奋斗业界多年，打造成功的产品却只有《征途》。

虽然此前，《征途》因为先发优势，加上“时间免费、道具收费模式”，受到玩家欢迎，积累了深厚实力。

但近些年，网络游戏领域已成“红海”，竞争惨烈，巨人网络也展开了一系列新动作，但都没能打开市场：端游《巨人》失利、《仙侠世界》不温不火，押宝收购以色列游戏厂商playtika宣告失败，今年被寄予厚望的IP手游《犬夜叉·奈落之战》、《龙珠最强之战》口碑也没有树立起来。

这些问题，都是史玉柱和巨人集团面临的困境，纵然演讲时，史玉柱寄希望于员工，他真诚地表示：“巨人未来能不能活30年，靠大家，不是靠我。尤其是靠我们在场、不在场的年轻员工。”

但保健品也罢，网络游戏也好，集团相关产品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惨烈的财报数据，仅靠史玉柱的洗白，就能挽救集团发展颓势吗，恐怕是前景茫茫。

《中国物流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大约有3000万名卡车司机，平均每天在途货运量能达到8400余万吨。从南到北、由东至西，这个群体承担起了千千万万家庭的资源输送，也维系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脉搏，夸张一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和卡车司机息息相关。然而，卡友的生存状况鲜有人关心，他们甚至还被扣上“马路杀手”的帽子，背后的辛酸确实需要一个公道。何伟：“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错把陈醋当成墨，写尽人生半世酸。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们驾驶员很贴心的一种写照。”

何伟，45岁，四川乐山人，干货运这一行断断续续已有二十年。何伟曾经当过三年兵，退伍后在中铁二局眉山铁二处基层任职，做了一名桥隧工，长期都得待在深山里。二十出头的年纪，青春懵懂、又有一腔热血，何伟觉得这份工作太过按部就班。

何伟：“当时又没有女朋友，待不住的，然后听那些老工作者讲，在这儿要待到50多岁才能回去，这怎么搞啊，一听心里一哆嗦，算了还是回去吧。当时家里面已经给我买了一台货车，因为我的家乡盛产煤炭，所以我就选择开始跑跑短途、拉拉煤，觉得自谋职业还是好一些。”

年轻气盛、自谋职业，那个年代选择进入货运行业，就等于要在“水深火热”当中历练一把。回顾跑运输的头十年，残酷的现实经历可比小说得劲多了，拿何伟的话说，叫“承受了太多不应该去承受的东西”。

2010年4月，何伟拉水泥进西藏。那时候藏区部分地域还是大雪天，何伟一个南方人从小到大都没看过那样的雪景，甚至有些兴奋；但由于经验不足、没有为货车准备防滑链，这一路开着吧就像在悬崖边蒙着眼睛跳舞，如果一不小心没刹住车，很容易就会掉进旁边的深渊，绝无生还的可能。但老天爷不仅没给好脸色，反倒给何伟再加了一道难题。

何伟：“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下那么大的雪，我车后面一直跟着两辆摩托车，有四个人，他们当时跟了我二三十公里的样子，我就有点警惕了。然后在半山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警察岗亭，我就开到那儿把车停下来不敢走了，因为当时油箱里面也没剩多少油。我就从车上拿了个鸡腿边吃边想，这个晚上到底还能不能保住小命？因为那两辆摩托车也停在我车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我不走他也不走。当时跟我一块的伙计吓得直打哆嗦，我赶紧把车上的防身刀和棍子拿了出来，心里想着，来吧，今天大不了把命交在这里！结果大家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突然看见前面有一束光打过来，好像是藏区本地司机开的车，我一细看发现他们的车都没上防滑链，那一刻真的开心极了，这意味着只要再往前开一段就没有下雪了，应该可以随便跑，这下有救啦！果不其然，我们重新上路往前开了大约20公里吧，一瞬间眼前晴空万里、漫天繁星，把我都搞蒙掉了。当时就很开心，然后加大油门，我记得我们把车开进了一家加油站，那里有个员工还是我们家乡人，他说你们把车挨着加油机停着就完事儿，那些摩托车手就是爱盯你们这些从外面进来拉货的车，因为基本都是现结的货款嘛，但他们不敢跟进来的，你们安心睡上一觉吧。”与亡命之徒交手，在深山老林躲过一劫，这不过是何伟跑运输以来最危险的插曲之一。但正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世界让我遍体鳞伤，而从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对于卡车司机来说，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时时刻刻谨慎清醒，更要对脚下的路怀有敬畏之心。

用数度捡回来的命继续为生活奔波，这大概是中国3000万卡车司机的常态。外行人总喜欢发问，货运这一行这么累，能做得开心吗？到底怎么才能坚持下来？有司机会说，其实根本顾不上想这么多，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不硬着头皮往前开难道退回去不成？对何伟来说也是如此，路嘛，本就是自己选的，再平凡的路，只要载满了勇敢和信念，你也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里程碑。

何伟：“年初的时候疫情暴发，我就没出车了，待在家里实行自我隔离、自我防护。2月14号下午，公司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支援武汉，当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2月15号一大早，我们三个志愿者驾驶员就开上自己的车分头装货去了，那个过程就已经很感动了，送菜的老百姓都开着自己的三轮车，有的负责转运、有的帮忙装车，大家有条不紊、没有一丝怨言，都在齐心协力做好这件事情。”

2月17号凌晨，何伟一行人抵达了武汉绕城高速的指定休息站，休整一晚后准备朝下货地点——距离武汉城区50公里开外的一个中转站进发，不料接到当地志愿者的电话，得知原定计划临时更改，由于对方人手紧缺没法出城接应，何伟这边的三辆车必须直接进城。当时，三个驾驶员凑到了一块儿开始合计，讲实在的，没人不害怕。进城下货的风险很高，被传染、死亡的威胁几乎就是眼皮子底下，身上那件防护服也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何伟：“后来还是觉得来都来啦，不能辜负了送菜老百姓的一片苦心，大不了死翘翘，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当时我们三个就是这样想的，大家还在各自的车头留了一张照片，半开玩笑的说，大家笑着照一张，搞不好这就是遗照啦，接着就正式出发了。当时武汉给我的感觉是天很蓝，太阳也很温暖，但是高速路上真的没有一辆货车，就连来往的小车也没看到一辆，最多的就是救护车，来来往往的。所以心里当时那个感觉，我的妈呀，这就厉害了，还没进城就这个样子了，进去之后得多严重啊。等我们开到了指定的高速路口，一看交警站成了黑压压的一片，冷静地检查各种证件、再仔细检查了车辆，才把我们放进了城。进去之后的景象更让我震惊，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常住人口一千万的城市，街上都见不到几个人。哪怕当时阳光那么明媚温暖，我都觉得只有凄凉，好像阳光只能照射到我的皮肤上，一点都进不了心里。武汉病了，她真的病得很重。”按照定位，何伟拉着一车的娃娃菜跑遍了4个区，在老旧住宅的坝子前挨着挨着卸货。每到一个地方，防疫人员都跟他建议说，车子别熄火，把空调打开，千万别开窗。一开始何伟就坐在车上，准备等着底下的市民装菜。可是有些老人手脚不利索，也不会开车后面的篷布，那副很落寞的神情让人心疼。于是何伟只有硬着头皮下了车，手套、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亲自当起了“服务生”。

何伟：“我先把篷布扯了一半过去，又不敢全部扯完，因为娃娃菜都是散装的、垒得又高，怕它们全部从车上掉下来，只能卸一点再把篷布往后面挪一点。当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开着私家车过来，把后备箱清空了后一车一车地拉菜，一轮又一轮。社区也出来了一名工作人员在旁边做领菜登记，老人们提走一袋她就登记一袋。当时有一个环卫阿姨从我车旁走过，她看到地上掉了些娃娃菜，就想捡两块回家，但是被制止了，不允许她捡。我就有点纳闷，旁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批蔬菜是有分配计划的，那个环卫工并不属于这个区域。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二话没说，上车找个口袋就去抓了几个很漂亮、很嫩的娃娃菜装上递给她，但那个阿姨又不敢接，怕受到谴责，也怕在这个关头丢掉了自己的工作。我只好给她说，没事儿，您先在旁边站一会儿，等会我发车走的时候我再拿给你，她终于点了点头。临行前，我在最后一个小区点位悄悄把那一袋娃娃菜递给了她，说了一句，阿姨加油，武汉加油！”

返程的路上很顺利，何伟第二天就回到了乐山，按规定住进了隔离区的酒店，准备在那儿安静地睡上两个整觉。没想到就在第三天一大早，何伟又接到了急电，原来是团委组织了一批援助武汉的抗疫物资，但现在缺驾驶员，想征求一下他们仨之前去过武汉的卡友还愿不愿意再跑一趟。

何伟：“我说去就去呗，反正在这里隔离也闷死掉了，反正都去过一次啦，谁怕谁哦，去！紧接着就出来装车，凑巧了，又是在峨眉那个地方装货，就跟上次隔了一条马路，缘分呐！当时我身上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站得离装货的群众很远，有两个人想过来和我说一下话，我说你们离我远一点，我刚刚从武汉回来，待会请你们帮我盖上后面的篷布，我好直接出发。他们还不相信，我说是真的，才回来两天，这是第三天，而且我马上就要走，很多人听了都竖起了大拇指。我装好车以后都晚上六点多了，另外两个驾驶员还没装好，十点多回来了一辆车，12点的时候又回来一辆，结果到半夜一点多两点的时候又热闹了起来，因为送菜送水果的好心人、转运车又来了，我们一直忙到四点钟才把最后一辆车装好，第二天早上举行了一个很简短的仪式，就出发啦！”可能在大多数人眼里，卡车司机这份工作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驾驶运输。但在这个群体平凡的职业生涯里，那些闪着柔光的人性之美，以及镌刻在滚滚车轮之上的家国情怀，似乎更显珍贵和不易。私以为他们是拥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在尝过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之后，仍然能把是是非非抛开、把恩恩怨怨看淡，自仍然热爱自己选择的生活。

1978年以来，几百万留学生出国和大量的海归，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些人对祖国母亲的回馈，对中国科技的重大贡献，可圈可点。

1981年，我正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国内来了一位科学院计算所的访问学者，叫倪光南。

我就想，科学院的人怎么都这样，像搞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当然不能乱比，后来我和陈景润的儿子很熟）。

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我们公派留学生，使馆每月给生活费313加元（那时加元基本等量美元），租房子150，吃饭生活费80，剩下80块钱攒下来留着买电视冰箱。

这每月313加元已是天文数字，那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39.5元人民币，十年不变！

倪光南挣多少？年薪43000加元！他怎么拿那么多？使馆说，加拿大科学院（NRC）院长访华，与倪光南交流，当即聘请他客座研究员两年，不走我们的政府资助渠道。现在想来，加拿大也没欺负人，按照国外教授待遇。

当时在渥太华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共不到二十人，大家都认识熟络，各忙各的，又总凑在一起想家。倪光南一般不参加，说他没空。

又来的一位清华“自费生”曾同学，是LEE教授访问清华时相中的，当即给了全奖领去了渥太华。

我去机场接曾同学，他身上只有50美元，我就对倪光南说：“就属你有钱，借给他一些呗。”倪光南二话不说当即就掏钱。

那时候国际航班只能托运30公斤，他的东西多的像小山，大箱子小箱子都是原包装。

我问他你买了什么家用电器，他说：“我的钱都买了这些仪器！”吓得我说你怎么拿回去？他说集装箱海运，我说给我儿子带点玩具吧，两个A4纸盒，另一位邱同学也带了两个小纸盒。邱同学后来是科技部首席专家，负责解决计算机跨世纪“千年虫”问题。

倪光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仪器，决心回计算所大搞计算机，那可是八万美元的本钱，在1983年，科学院计算所有没有百万美元？把自己的全部“私房钱”拿来公用，这也太无私了吧？科学家的格局，使我们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几十年来，我认识的海归成千上万，倾家荡产发集装箱回国搞科研，倪光南是唯一！

货到了天津大港，我老婆和邱同学家人起大早陪倪光南去港口，那时候没有高速，路很难走。倪光南不知怎么找的军队大货车，还有战士同去搬运，回来时天已大黑。

他那“集装箱”宝贝帮他搞了联想汉卡和联想系列微机，都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那个计算所的公司也就取名“联想公司”。

（注：2009年，联想“改制”，作为联想创立者之一、联想技术第一奠基者的倪光南院士，被“净身出户”。郑播德注）

被扫地出门的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他的劳动、智慧、产品和知识产权呢，一文不值了吗？他投入的硬件“集装箱”一文不值了吗？

窝囊的科学家啊，至今我问起他，他也不说话，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祥林嫂一般，心心念念地“芯片芯片”。

倪光南常常带着青年创业者来找我，魔障了一般就想搞芯片和操作系统，就像爱因斯坦一心要搞“统一场”那么执着（也不能比），一个命里就有的悲怆人物！

他们又引来了甲骨文和CADENCE董事长Don Lucas, 我又找主管副市长，领命在北清路建设了的集成电路学院，甲骨文用大集装箱发来了300套硅谷最先进的服务器设备，CADENCE出顶尖的EDA技术（那年头还行，现在这中美关系，想都别想），北京市盖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十二万平米昼夜施工，目标是三年内要为中关村培养2000位高端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学习硅谷追赶硅谷。

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李德磊的芯片公司失败了，人也不再见面。副市长的集成电路学院也失败了，十二万平米给了党校。

中关村的十几个芯片公司纷纷下马转行，去做什么监控抓拍摄像头或者手机电视，还有的回到了加州和早稻田过日子去了。

倪光南又成了孤魂野鬼，每天在中关村转悠，见人就说“芯片！芯片！”看得我都心疼！

我也退休了，约他吃路边摊，我说开车去接你，他坚决不肯，八十一岁骑着个破自行车来了。

问起他的身体和生活，倪光南告诉我：老伴走了几年了，儿子在国外，自己一个人过。

中科院分的房子要爬楼，就租出去了，8000元一个月，自己在五道口租了个一层小三居，孩子回国可以小住，学生来了就在厅里讨论会，月租一万二，自己院士每月一万多，够花了。

他又说：请了小时工，每天中午来做一顿饭，剩下的晚上吃，早上自己牛奶鸡蛋，吃不了多少的。

2018年，中宣部、科技部评选倪光南“最美科技工作者”，还出了电视片，我电话祝贺他，他说：“一个老头子，什么美不美的，我们还是谈谈芯片吧。”

还是四十年前的倪光南！看着老院士如此“落魄”，又心心念念“芯片芯片”的，莫名地悲从中来，心头涌起“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哀叹。

我是俗人，话到嘴边，还是没有问出口：“当年如果你不从联想净身出户，即使不能挣大钱，也不至于租小房子住吧。看看人家！”

早年中关村王永民的计算机五笔字型输入法，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存储器和微机，王选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段永基的四通汉字打印机，还有求伯君的WPS操作系统，形成了中国完整的“计算机汉字化”系统技术，使我们中华民族老祖中的方块字及时赶上了信息时代，没有掉队。

不管后来技术如何发展，联想百度小米，网购共享外卖，抖音美团拼多多，一切都源于中关村前辈开荒拓土奠基铺路。